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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灏文:主权与天下——秩序的未来可能

    茶室书香 2019-10-18 22:30
  • 天下理念的另一大原则“共存先于存在”,内涵是既然自然产生万物,那么万物能够共存便成了一个先验性的条件,因为一切事物都能够共同存在,所以每一个个体便能够存在,或者说,如果不能共存,那么一个个体也不能存在。

    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这一体系确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自此,国家主权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这是每一个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入门必学的一个基础知识点。而直到今天,这种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体系仍是构成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础。甚至于,这一来自欧洲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比如亚洲、拉美国家,使其比欧洲国家都更为强调和坚守主权原则,反而是欧洲的国家开始出现让渡主权,成立国家共同体的现象。

    而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与主权体系大相径庭的“天下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在今年一月份,法国《新文学杂志》( Le Nouveau Magazine Littéraire)评选出35位影响世界的思想家,赵汀阳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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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汀阳

    “天下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各方面的评价褒贬不一,颇有同早前 “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那般引起的轰动。虽然争议不小,但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天下体系”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思路。特别是,赵汀阳提出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秩序。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难以解决的国际性问题,或许可以从“天下体系”的思维中找到灵感,超越过去的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天下”理念的思维

    单从“天下体系”理论本身来看,它与主权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了 “无外”和“共存先于存在”这两大原则,这与当前主权体系的逻辑和世界观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无外”原则的内涵是,世界无外,它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那么在结构上就只是分为远近亲疏关系,而不是像主权理念那样的有着清晰界限的边界概念和斩钉截铁的民族主义意识,来划分“自我”(self)和“他者”(others)。在这一逻辑下,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内部中的疏远或亲密,而非存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外部。也是因为如此,天下理念拒绝把“他者”视为一个不共戴天的异己,它暗含了承认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而既然承认多样性,它便排斥单方面地推广某一理念而挤压或剥夺其他理念的生存空间。

    而天下理念的另一大原则“共存先于存在”,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逻辑思维,与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式的自下而上的思维非常不同。 其内涵是,既然自然产生万物,那么万物能够共存便成了一个先验性的条件,因为一切事物都能够共同存在,所以每一个个体便能够存在,或者说,如果不能共存,那么一个个体也不能存在。它与西方个体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会更接近社群主义的观点,即社群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而个体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是把个体作为理解社会政治的基本变量,假定个体是先验性的存在,以个体来求共存。

    于是,这样的思维运用在国际关系的理解上,基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主权体系,是将一个个主权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个体,先假定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利益所在,基于主权国家个体的思维去求国家间的共存。 而天下体系则相反,它是先假定国家间本身便是共存在这个世界的,作为个体的国家,基于这一逻辑来界定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和行为。

    主权体系的困境

    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体系从早期国家间联盟形成均势,到后来发展形成集体安全并产生国际组织。而到了今天,我们能看到主权体系似乎已走入困境当中。 一方面,当前在全球和地区层面,都出现了当今这种主权国家制度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另一方面,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也对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全球层面,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主权国家体系下越来越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虽然,联合国已经尽力通过各种机制来减少战争与冲突的产生,但由于联合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从属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国际合作机制,它并没有超越主权国家的思维,因而,联合国的运作必定会受到各主权国家所谓自身国家利益的约束,它需要照顾到的是各国的利益,而非世界性的整体利益。

    而在地区议题上,同样能看到不少因国家之间的博弈而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和竞争加剧的案例。以北极地区为例,随着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的消融,使得北极地区的资源得以被开发。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各北极沿岸国家都增加北极地区的主权声索,积极地“跑马圈地”。各北极国家日益保守的政策导致北极地区整体的合作开发暂缓。同时,在极地地区最重要的环境和气候议题上,由于大国政策的变化,导致原有的已达成的协议难以持续维持效力,甚至出现“开倒车”的情况。 主权概念被界定为对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国家往往过于强调自身的损益情况,而忽视了地区性或是世界性的议题可能带来的绝对收益。

    对主权概念的反思

    实际上,不只是中国学术界在对当前的国际体系再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西方学术界近些年来也在对主权国家体系以及主权概念进行反思。

    有些研究回归十七世纪的欧洲历史本身,发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确立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而诸如主权平等、不干涉原则等准则实际上并没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提及。因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作为历史的转折或是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是有误的。

    有的研究则重新回归主权理论本身,认为主权原则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国家间的文化、理念等差异的问题,甚至还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主权理念产生了清晰明确的边界概念,以此来划分“自我”和“他者”。而边界概念所产生的“内”与“外”的划分,它所执行的又是一种分离(splitting)的逻辑,它排除了“自我”与“他者”所可能重叠的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管辖重叠日益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种概念日益显得过时了。

    吸收“天下”理念思维

    当然,尽管主权理念以及主权国家体系在今天开始暴露出种种缺陷,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仍然会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维持下去。本文也并非主张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以天下体系来取代主权国家体系。天下体系是否具有可行性并得以实践,这也是目前学界存疑的问题。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排斥和吸收新的思维理念。我们应当认识到的是, 主权理念和主权国家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被再建构的。正如欧洲所实践的那样, 主权理念的诞生之地,如今已经成为区域治理的典范。

    本文所希望表达和引起大家思考的是, 今天在面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困境时,或许我们可以从“天下”理念中找到启发,以新的思路来应对这些问题。譬如说,湄公河流域过去受“主权优先”理念的束缚,一直是一个治理盲区,各国难以对该地区的毒品问题进行有效的管治,使国际犯罪者的活动空间得以滋生。而如今,中国公安部联合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警方,在该区域形成了湄公河次区域联合执法合作机制,有效地治理了跨国犯罪行为。

    同样的超国家合作思维甚至可以被实践于国际争端中。譬如在南海地区,我国若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在南海地区排斥其他国家,不免激起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导致对南海地区的挑衅和紧张局势不断;若是以一个开放的思路,在保证12海里领海主权的基础上,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上持较为缓和开放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和保护,在一些岛礁建立开放的公共服务和补给站,以退为进,创造一个和平开放的南海,反而有利于实现合作共赢。谈国家利益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国家利益。如果国家利益是排他性的,那么这就是零和博弈的逻辑。但 国家利益不必然是排他性的,它可能是复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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